编者按

    10月16、17、20日，人民日报评论部推出“从严治党再出发”系列评论第四到第六篇。本报再分别撷取其中的主要观点，以飨读者。

    曾有这样一个故事，18世纪晚期英国政府移民澳洲，由于船上拥挤不堪、条件极差，移民死亡率居高不下。对此，英国政府改变了支付制度：政府不按上船时的人数付费，而按下船时的人数付费。制度导向的转变，使船主自觉关心移民生存，平均死亡率直线下降。这个故事启示我们，制度是禁止更是引导，是约束更是激励。制度文明绝不仅仅是“禁令”的文明，而是改变行为方式、形塑社会风气的文明，正如教育实践活动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激发出的社会新风。

    刚性的制度约束所到之处，既是对作风的激浊扬清，更是价值观的重塑再造。公车私用被明令禁止，何尝不是在提倡清简的社会化出行？月饼腐败被精准打击，何尝不是在回归传统节日本义？公款吃喝被捆住手脚，何尝不是在塑造浪费可耻、节约光荣的价值理念？很多时候，制度的生效过程，是从禁止开始、因习惯定型，最终变成自觉选择、价值规范。从被动遵守转变为主动接受，从行有所止内化为心有所畏，从“不敢腐”升华为“不愿腐”，是对作风的改进、对价值的张扬、对自我的保护，更是“制度治党”最坚固的基石。

    对领导干部而言，对待制度约束不能停留于被动遵守，更应从价值上树立制度认同。现实中，一些地方规章制度数量不可谓不多、逻辑不可谓不严，但却成为不能落实的“制度装潢”。究其原因，问题还是出在党员干部的“心”上。或是认为制度是“管理工具”，自己可以凌驾于制度之上；或是认为制度是“纸面文章”，热衷于钻制度空子打擦边球。可以说，扎好外在的笼子只是走完了第一步，关键还需要勒紧内心的“紧箍咒”，如果缺少价值认同，制度约束再严也会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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